10月1日，修订后的《保密法》实施。此次修法令人失望之处多多，此前写过不少文章。

偶然搜到5年前法学家夏勇出任国家保密局之时，我写的一篇报道。又想起贺卫方老师当年的一个期望——一些人进入体制内，他们在里面拉拉，我们在外面推推。可惜，世事令人嘘嘘。老贺也说过，这个体制，也毁人不倦啊。

旧文重贴

法学家夏勇出任国家保密局局长http://finance.sina.com.cn 2005年06月12日 15:18

21世纪经济报道

“夏勇？国家保密局局长？”与夏勇相识的一位学者听到记者的电话后作出这样的反应。

这确是一个出人意料的任命。

6月7日，在国务院公布的人事任免中，著名法律问题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夏勇被任命为国家保密局局长。

国家保密局虽然挂在国务院部委管理的10个国家局之列，但是该局与中共中央的直属机构——中央保密委员会办公室，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列入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的下属机构。本报一直严密关注的“法学家从政”现象，至此再添重要个案。

在最近一次纪念香港基本法颁行15周年的座谈会上，夏勇面对记者的层层围堵，微笑地说了一句话：“我从来不接受采访。”其谨慎低调的行事风格可见一斑。

夏勇不仅是曾登上中南海讲堂，为国家领导人授课的中央智囊专家之一，他还曾在中共中央办公厅调研部门任负责人。

现年44岁的夏勇出生于湖北荆州，1978年10月入西南政法学院(现西南政法大学)学习法律，而后以人权和法治理论研究蜚声学界内外，到如今步入政坛，深度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他的走向备受关注。

夏勇1982毕业后留校任教，教法律史学，后在西南政法大学获法律史学专业硕士；1989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学院攻读法理学，获博士学位；后转入社科院法学所从事法学研究和教学，1998年9月任法学所副所长，2002年3月任所长。

在2000年《中国青年》评选的“可能影响二十一世纪中国的一百位青年人物”当中，他和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作为法学界的代表入列，评选机构对他的评价为：“中国当代最早的人权理论开拓者”、“中国学界成就卓越的法治求索者”。

治学20余年，夏勇成果丰硕。

在他博士论文基础上形成的《人权概念起源——权利的历史哲学》先后四次重印，可以算得上他的成名作。1995年他和贺卫方等人主编的《走向权利的时代——中国公民权利发展研究》被认为是“1990年代中国法学界最重要的书之一”。

新近的2003年和2004年，他连续奉出几部大作，主题为“政治法律”、“民权哲学”、“依法治国”、“宪政建设”等。

在学术上步步走高的同时，夏勇的职衔也越来越多，择其要者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最高人民法院特邀咨询员、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东方公益法律援助律师事务所理事长、中国-欧盟人权研究网络中方主席等等。其中还包括“国家中高级干部学法讲师团”讲师。

2000年 9月22日，当时39岁的夏勇在中南海怀仁堂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五十多部长级领导干部进行法制讲座，讲述“西部开发与加快中西部发展的法治保障”。

夏勇所在的社科院法学所，于1956年筹建，1958年10月设立，为国家级法学研究机构。自1995年以来，法学研究所的著名专家先后5次担任中共中央法制讲座主讲人，6次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讲座主讲人。

作为所长，夏勇在法学所深孚众望。每年在研究生毕业典礼上的讲话，总是耐人寻味。2003年，他讲的是“正直精邃”——“正直乃最高的美德”，而“精邃之道并非限于做学问”，“可以继续做学问，也可以去做官、经商”，“在这个惯把‘速朽’当不朽的道德氛围里，一定要持恒追远，恪守不易，舍小我成大我，弃小利谋大义”。

2004年，他讲的是“你们超越了”，提醒那些“超越了老师”的毕业生——“不要因为进步而骄狂，不要因为得意而忘形”，“要时刻问自己：我超越了什么？我真的超越了吗？”

曾经有人问夏勇哪位老师对他影响最大，夏勇提到西政的杨景凡和林向荣老师。在一篇《忆杨老》的文章里，他回忆起和杨景凡老师晤谈饮酒间谈到“做人、做事与做官”——“做人是最重要的；为了做事可以去做官，但不能为了做官而做官；一旦做官，做人做事可能都难。”

在这篇文章里，夏勇还写道，“往后便是我转辗南北，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从这个群体里自我放逐，但与杨老、与这个群体的精神联系却从未中断。”

而关于这种“精神的联系”，法学所一位青年学者向记者介绍，“他(夏勇)对青年人很提携，特别希望他们在学术上勤勉进步。”而对于学者的从政之路，这位青年学者的看法是，在现在这样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里，人们应当理解这种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