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政法委综治办、维稳办副主任黄仕明之妻陈玉莲在省委门口被便衣警察殴打一事，仿佛一幕反讽剧，是当下中国现实的经典反映。

黄家为女儿多年前因“医疗事故”死亡一事申诉多年，可以说，是另类的“上访者”。做为身负维稳和处理上访事宜职责的厅级官员，黄家反映诉求比一般普通公民有更多体制内的便利，比如陈玉莲可以直接跟省政法委副书记联系反映问题，黄家甚至通过全国人大代表联名建议，督促公安立案调查其女儿死亡事件。湖北法官上访事件，广西桂平退休信访局长信访事件，都有类似性，但不及黄家的事情这般典型。

这反映了一个现实，正常的社会纠纷和争端解决机制，比如司法渠道等，存在根本性障碍，人们寄望于信访——一种扭曲的机制。

信访某种程度上具有历史上那种跪求钦差、寄望青天老爷乃至将冤屈直呈天听的影子，其根源在于对下层官员和常规机制的不信任，也包含者统治者的驭人算计——即驭“草民”，又驭“下官”。

这是一种非常之道，它解决问题的希望在于获得更高权力的特殊眷顾，然而，人尽皆知，这样的机会及其渺茫，得以解决问题也是非常偶然，就像重庆农妇熊德明通过温总理帮忙为丈夫讨回工资一样稀罕。

这像一个魔方，又像一个迷局，绝大多数上访者，主动或者被动，都在漫长而曲折甚至循环往复的上访之路上，耗尽对生活的希望，和对社会正义的奢求。即使陈玉莲是被“误会打错了”，这也释放了另一个玄机——还存在对应的“非误会打对了”，说明对上访者施暴至少是得到一定层级的组织默许或纵容的。

而现实中无数的上访——截访游戏告诉我们，信访循环已经进入了死胡同，我们的社会矛盾自我消化机制已经病入膏肓。这也是维稳压到一切的政策导向的根源。

然而，如果只维稳、不维权，上访和维稳的悖论将永无休止，直至耗尽社会稳定的脆弱根基。

那几位打人的警察，相信不会是什么大奸大恶之人，在寻常生活中，也可能是好儿子、好丈夫、好父亲，但为何一到维稳的岗位上，就会展露出人性中极恶的一面，对一老妇滥施暴力？就像已被民间口诛笔伐得如“过街老鼠”一样的城管一样，扭曲、堕落的体制之下，良善的人也会被异化。

权力行使的根本性要求是公共性和受制约性性，执法者不能沦为某个单一目标——比如维稳——的工具，也不能成为某个具体部门和官员的打手。

连负责维稳的厅级官员的家人尚且被“信访专班”的便衣警察暴打，平头百姓情何以堪？这告诉我们，单维度的权力——特权，也是靠不住的，此时尚有，瞬间即可能全无。如果没有良善的制度和机制，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是受害者。

靠得住的只能是权利——它有天赋人权的自然法依据，有宪政法治的常规保障，无论坏人、好人，无论达官贵人还是凡夫俗子，都能得到基本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