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7日，最高法下发《关于进一步贯彻“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的若干意见》，要求各级法院把调解作为处理案件的首要选择。

调解本是辅助手段，如今对调解的重视变本加厉——突出到处理案件的“首要选择”，这反映了新一轮司法改革中的一个倾向，即不再重视司法的专业化，而是重新强调司法的“人民化”和所谓群众路线，包括重提马锡五审判方式，尤其是高度重视调解。

这一方面是在严峻的社会矛盾压力下，希望“维稳司法”发挥作用，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政治改革等深层问题上犹疑不定，在司法的功能和定位上，产生了对包含独立、中立、被动、公正、有限、程序正义等特性的司法理性的悖逆之势。

调解常常被认为是以“厌讼”为特征的东方“和谐”文化的优点，甚至被标榜为中国特色的“法治本土资源”。然而，很多有识之士早已论证过，调解并非东方社会所独有，它是欠发达社会的共通的纠纷解决制度，其优势是建立在人治社会之上的。在法治社会，它已退化为一种社会自治机制，对专门化的司法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调解具有非规则性与非程序性，过度强化其作用，将会侵害公民的诉权，阻碍法治发展，而期待以调解为主要手段化解社会纠纷，无疑是缘木求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