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政治经济史上有两个非常令人困惑的现象：一是，为什么某些毫无效率的经济制度能够长期持续地存在？二是，为什么独裁统治总是去了又来、经久不衰？我们中国人常说，好人没好命，坏人总当道，如果民间格言是一种经验的智慧总结，那么，背后的逻辑到底是什么？人性是不是有什么致命的弱点？为什么象北朝鲜那样的独裁政权居然能持续这么长时间？不是说“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吗？为什么独裁政府就是完蛋不了？

　　1， 问题的理论背景

　　仔细算起来，人类经济的停滞要比经济的繁荣时间长得多，专制的历史也要比民主的历史长得多（见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和费纳《政府史》）。无论是就整体而言还是就国别而言，这两种情况大体上都成立（例外主要是美国之类的殖民地国家）。劣币和良币并行流通，会导致良币转化为收藏而退出市场，在经济学里，这种情况叫“劣币驱良币定律”或“格雷欣法则”。在英国的格雷欣于1559年提出之前，中国西汉时期的思想家贾谊也注意到“奸钱日繁，正钱日亡”的类似现象。难道真的是停滞驱繁荣？专制驱民主？

　　对于第一个问题，美国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斯提出过很好的解释。诺斯认为，一种经济制度虽然从多数人利益的角度看是无效率的，但它却可能非常符合统治者的利益，因此，只要统治者仍然掌握着权力，并受不完全信息、主观主义、相对价格的变化、既得利益和“路径依赖”的约束，那么，这种低效制度就会长期存在（见《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和诺斯后来的三部著作）。

　　可是，诺斯还是没有直接回答，统治者、特别是独裁统治者为什么能够长期掌握着权力？以诺斯为领袖人物的新制度经济学，已经很好地把经济分析注入了政治领域，但掌权毕竟是个政治问题，再说政治与经济的彻底结合也确实太难。在这方面，最有成效的还真只有“公共选择理论”，这个对政治分析做出最大贡献的经济理论至少有六个分支（四大逻辑加两大理论）：

　　一是“集体决策的逻辑”，包括安东尼·唐斯1957年的《民主的经济理论》、布坎南与图洛克1962年的《同意的计算》，当然还有肯尼斯·阿罗1951年的《社会选择和个人价值》，正是这些书使人们对经济学刮目相看。

　　二是“集体行动的逻辑”，曼瑟尔·奥尔森1965年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博得了诺贝尔经济奖得主罗伯特·梭罗盛誉：“我们大多数人都相当类似，认识其中一个就等于认识了全部。但曼瑟尔不同，他别具一格”。我曾在《中国热》的卷首语引用奥尔森的话说：“正如杰出的战士寻找的是对手的要害之处，杰出的科学家寻找的是充满成见但却可能取得突破的研究领域”。

　　三是“政治生存的逻辑”，主要集中在布鲁斯·梅斯基塔2003年的《政治生存的逻辑》一书中（与阿拉斯泰尔·史密斯，伦道夫·史莫森，詹姆斯·莫罗合著），这是本文的重点。

　　四是“集体信仰的逻辑”，不读布赖恩·卡普兰2007年的《理性选民的神话》，很多人会不敢说他知道什么叫“选举民主”。

　　五是由图洛克和布坎南发展起来的“寻租理论”，这个理论精彩到足以使其它所有腐败问题的讨论变得苍白无力，有人喜欢罗列中国的腐败现象，但罗列不是理解，不懂“寻租理论”不可能真正理解腐败（最新的文献见康格尔顿2008年的《寻租理论40年》）。

　　六是布坎南“一手带大”的“立宪经济学”，这个理论把西方政治哲学的“规范传统”推向了最高峰，以致于任何宪政分析都不得不涉及它；布坎南的很多观点比罗尔斯要早和深得多（除《同意的计算》外，还有布伦南、布坎南1985年的《宪政经济学》和布坎南1991年的《立宪经济学》）。目前，“立宪经济学”最尖端的问题是“平衡财政立宪”的可能性与“公共选择逻辑”的矛盾问题，明眼人都知道这个矛盾是“选举民主”最困难的问题。

　　2，“政治生存的逻辑”

　　“独裁统治为何长命？”这个问题由“政治生存的逻辑”作出了最直接同时也是最出人意料的回答。梅斯基塔的《政治生存的逻辑》在美国还没有象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那么出名，在中国知道的人就更少，他2000年那本《繁荣的治理之道》已有中文本，其中对“政治生存的逻辑”也有介绍。梅斯基塔现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纽约大学政治学教授，他另有自己的公司专门进行博弈论政治预测，他曾经对香港和中国的未来作过分析，美国《外交政策》杂志2009年世界百名顶尖思想家中，梅斯基塔排第60名。

　　对“独裁政府为何长命？”这个问题，梅斯基塔所用的方法与布坎南、奥尔森的方法特别相似，即都是从政治决策的“个人成本”和“集体规模”的关系入手。下面的讨论有些抽象，但我后面会用汪精卫和蒋介石的例子把理论简单化。

　　“政治生存的逻辑”建立在“执政同盟”（winning coalition）和支撑“执政同盟”的“遴选集团”（selectorate）的相对规模上。在任何政权中，维持“执政同盟”的忠诚是执政者的生存之道，维持忠诚的相对有效性，则取决于“执政同盟”和“遴选集团”的相对规模。各国政治之所以不同，根本的原因是规定“执政同盟”和“遴选集团”相对规模的制度有所不同，而不在于统治者的个人秉性或被统治者的民族个性（所以，千万别以为北韩人怂）。

　　在民主制里，“执政同盟”是参加竞选的政党，“遴选集团”则是全体选民，“执政同盟”规模大而“遴选集团”规模则更大；这决定了“执政同盟”只能向“遴选集团”提供“公共品”来争取支持，因为通过“私人品”来换取政治忠诚往往由于规模和费用而无法实现；也正由于运用“私人品”换取支持上的限制（如拉选票时的小恩小惠和当选后的政策回报），“遴选集团”绝大多数成员的忠诚度都很低，意识形态的作用也较弱。因此，挑战者对执政者的政治威胁度就非常高，政党和民主领袖的掌权期也就相对较短和不连续。

　　在君主制里，“遴选集团”的规模小而“执政同盟”的规模也小，“执政同盟”的小规模使执政者很容易通过“私人品”来换取政治忠诚；但是，挑战者对执政者的政治威胁度却较高，因为“遴选集团”的成员进入“执政同盟”的比例较大，挑战者一但成功，原“执政同盟”的成员留任新“执政同盟”的概率也较大；这些决定了“遴选集团”和“执政同盟”的成员比民主制的有更高的叛逆倾向，也解释了王朝内部对皇位的激烈争夺常态。

　　在独裁制里，“遴选集团”的规模较大而“执政同盟”的规模则很小，这时，挑战者无法对执政者形成较高的政治威胁，因为“遴选集团”的很多成员希望进入“执政同盟”，“执政同盟”的成员竞争度高，也容易被替换，故“执政同盟”成员的叛逆倾向比民主制和君主制的要低很多（这是要害）；与此同时，“执政同盟”的小规模使执政者很容易通过“私人品”来换取政治忠诚，“执政同盟”成员的获利份额也相对较高（叛逆代价因此也较高）；这两个方面的有利结构，使独裁者往往比君主和民主领袖有更长的政治生存期。

　　3，解读独裁统治：一个例子

　　又是“公共品”，又是“私人品”；又是政治忠诚，又是获利份额，这个“政治生存的逻辑”到底说了什么？举个例子就清楚了。

　　当年孙中山去世后，汪精卫和蒋介石开始争权，可论资历和威望，蒋介石根本无法与汪精卫相比。但是，汪精卫的最大问题是清廉。清廉？清廉怎么成了最大问题？是最大问题。都以为“好人有好报”、“好人一生平安”，可“政治生存的逻辑”是：“水至清则无鱼”。什么叫“水至清则无鱼”？“水至清则无鱼”当然就是廉洁、秉公循法、不结党营私；也就是上面说的以“公共品”和“公心”去待人待事，而不是以“私人品”和“私心”去扶植党羽、笼络人心。简单的说，汪精卫的最大问题是“太讲理”。

　　结果，当然是蒋介石独裁成功，因为“私人品”比“公共品”更有利于收买亲信随从和政治忠诚，更有利于确立强有力的“执政同盟”。政治忠诚的最大秘密是“获利份额”，小集团从“私人品”里得到的“获利份额”高，而从“公共品”里获利的大众，其相对获利和相对“获利份额”就太低了。政治忠诚是拼命的事，好处和坏处的比例不大，谁为你拼命？人还就偏偏不是靠正义感生存的动物，而中国人还偏偏就是只有“小忠”而没有“大忠”的民族。“大忠”太抽象，有奶就是娘的“小忠”说出来不好听，但这就是“实惠至上”的中国人（当年操办“湘勇”的曾文公就深通此道）。

　　日本人一来，蒋介石就开始丧地辱国，为什么他“外战外行”？因为“国”是“公共品”，“党”和“中央军”才是他的“留得青山在”和“私人品”，所以国可丧而党不可亡。汪精卫明明是从日本人那里收回蒋介石丢掉的“公共品”国土，结果没有一个人不说他卖国。可汪精卫的逻辑是，国已经让蒋介石丢掉了，他拿什么卖国？国人的逻辑却是，与敌人合作就是“汉奸”，屈从保国也是一种卖国。这个“卖国之争”已经进行了多年，背后的逻辑就是“公共品”和“私人品”的“忠诚效应”：汪精卫心有“公共品”，所以是争权失败、汉奸卖国和身败名裂；蒋介石心有“私人品”，所以是独裁成功、抗战领袖和党国灵魂。人性之险恶，莫过于这个“政治生存的逻辑”。一般老百姓最多只知道“汉奸逻辑”，谁能理解这个逻辑背后的玄机？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学者马基雅弗利的《君王论》堪称“权谋”之极品，可与中国先秦的法家韩非的“法术”相比，竟然足足晚了1800年。韩非把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融为一体，难怪“法术权谋”的鼻祖非他莫属。可蒋介石的“法术权谋”再炉火纯青，最后还是败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比蒋介石的高明之处是，他知道不能只运用“私人品”，或者说，他更懂得什么时候应该把“公共品”也当成“私人品”来用。至于后果，毛泽东心里没有后果，只有尼采所说的“权力意志”，那个“公共品”也就跟着倒霉了；但妙就妙在，至今还有一些“被公共品者”发自内心地认为不倒霉。

　　4，解读独裁统治：进一步的分析

　　理解“政治生存的逻辑”的一个关键是，某个制度内的政治行为特征，总是相对于其它制度的政治行为特征而言的。在三种不同的政治制度里，“遴选集团”和“执政同盟”的相对规模，既决定了政府政策是“私人导向”还是“公共导向”，又决定了支持者的政治忠诚度，并最终决定执政者面临挑战的大小和政治生存期的长短。政治忠诚度有两个侧面，一是“忠诚供给方面”由“人数竞争度”导致的叛逆倾向，二是“忠诚需求方面”由“人数规模”决定的“私品换取忠诚”的难度。

　　在民主制里，执政者对公共品的依赖则导致了叛逆代价的最小化，政治忠诚的沦丧度也就更高；在独裁制和君主制里，执政者对私人品的依赖导致了腐败和寻租更加普遍。都知道“反腐败亡党、不反腐败亡国”，殊不知，在独裁制里，腐败才是常态，不腐败才要亡党亡国，这就是完全推翻常识的“政治生存的逻辑”。

　　在独裁制里，给“执政同盟”和“遴选集团”的恩惠比给普通大众的恩惠更有利于巩固政权。正是由于执政者的政治生存取决于直接随从者的支持，有利于社会繁荣的执政者未必能更长久，而有利于个别得力的利益集团的执政者，则反而能“长治于不安”。这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有利于大众的政权更长久”等信念或“骗人鬼话”恰好完全相反。残酷的现实是，坏人总是当道，因为坏人总有制度优势。独裁制里“执政同盟”的小规模和“遴选集团”的大规模，绝不是一种偶然，因为“执政同盟”与“遴选集团”的比率越小，独裁统治就越容易成功。顺便指出，印度民主问题较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恰恰是“执政同盟”的规模太小，种族、宗教和利益裙带关系太普遍。如果你追随权威，认为印度会因为民主而“有较好的后势”，那你就已经上当了。

　　很多人对独裁制里的“假民主”大有反感，但其“遴选集团”表面的“民主伪装”决不仅仅是为了骗人的，它有一种“彩票效应”，它提供了一种向上流动的激励，它能使独裁统治获得更多的支持和更大的合法性。只有这样，独裁制才能比“向上流动性”小的君主制更有吸引力，也只有这样，独裁制才能与“向上流动性”大的民主制竞争。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上每一次的民主浪潮之后，总是出现一次独裁的回潮。这里，说民主有制度弱点不是对民主的一种批评，自由主义者无须在这个地方反驳说“哪一种制度没有问题”，说民主有制度弱点，实际上是独裁制对民主制的嘲讽，独裁制利用的正是民主制之下人性弱点的袒露无遗，因为民主不仅导致“政治忠诚”大幅度贬值，还导致有“权力意志”的人获利份额的大幅下降。

　　所以，有“权力意志”的人最喜欢独裁制，因为只有独裁制的制度结构对他最有利，只有独裁制的制度结构最能使他逃脱坏政策的责任追究。尼克松有独裁的野心，可惜却投错了胎，民主制不能容忍坏政策和独裁者；民主制对政客的“忠诚短缺”实际上是一种“自我忠诚”，民主制只能容忍对“不在场”的别人和后人实行坏政策，不能容忍对选民主体的坏政策，所以赤字公债是“在场者”兴高采烈的“社会祸害”。企图给独裁统治出谋划策的人，企图使独裁统治向民主方向发展的人，如果他不理解这个逻辑，他就会枉费心机，是“无才不遇”而不是“怀才不遇”。

　　由此可见，仅仅看到社会的动荡和腐败就轻言“失道寡助”和“政权长不了”，显然是极其肤浅和一厢情愿的。在这里，“集体行动的逻辑”正好有助于“政治生存的逻辑”的分析，因为，社会大众与独裁统治对抗时，在行动和偏好的协调两方面都存在严重的成本问题，而统治者在统一行动和瓦解大众偏好上，正好有极大的成本优势。独裁的长命来自于“集体行动的逻辑”，而这个逻辑又基于“政治生存的逻辑”；所以不是独裁压迫的力量太强，而是压迫的制度太有逻辑优势。只要不象希特勒那么疯狂、太过分不“讲理”、太侵略自毁，独裁者的坏政策就是好政治，而独裁者的好政策则反而会是坏政治，因为他只需要收买强势支持者的人心而不是弱者的人心。在“长治于不安”的逻辑里，弱者不需要特意的收买，只需要偶然的施舍。

　　5，“政治生存逻辑”的缺陷与必然

　　“政治生存的逻辑”尽管头头是道、大大超越了汉娜·阿伦特对“极权主义”的刨析，但它所依赖的政权分类，却存在着“传统智慧”的缺陷，它对权力交接的制度安排和“产权时间效应”缺少分析（我在别的场合另外分析了独裁者为什么因此变得特别残暴），对限任制与“执政同盟”与“遴选集团”比率的逻辑关系也缺乏交代，在政治和经济的分离度上沿用了单一的分析法，还缺乏对“政治文化”和“好政策”的“外部性”分析，这五个方面，共同导致了该理论难以用于更有效地解读当前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

　　关于政权分类，我在“产权国家论”里区别了古典贵族制、绝对君主制、现代独裁制、一党立宪制、多党民主制，还分析了权力交接的“基因悲剧”，因为不分析“权力继承”问题，就不可能彻底完成“政治生存的逻辑”。关于政治和经济的分离度，政治经济制度的设计和实施，有偏向利益集团的“非中性”的一面，也有普遍有效的“中性”的一面，而且，“非中性制度”也可能扩散为“中性制度”，政治经济并不必然是死板一块。例如，一个社会中经济机会的大量存在，会使高政治竞争度导致的叛逆倾向由低变高（所以美国内阁内外的那些政客里不时也会出现一些反叛者），而在“政治生存的逻辑”框架里，政治经济机会的同一化处理显得太呆板了。

　　对一般的中国读者来说，由于知识范围和思维定势的原因，公共选择的逻辑可能特别难以理解。例如，关于选举民主与赤字公债的关系，在公共选择理论里是常识得不能更常识的老生常谈（见布坎南的《赤字中的民主》），但许多人依然对此常识大有抵触。“公共选择”的主体理论是铁打的逻辑。有个叫伊恩·夏皮罗的政治学家不服，曾写过一本书叫《理性选择理论的病理分析》，对抗的结果还是事与愿违、大败而归。

　　如果你相信多党民主是当今世界的潮流，你可能会有这样一个苦恼：为什么许多新兴民主国家会长期处于混乱和不发展状态？“不够民主”或“法治缺位”能够把这个问题打发掉，但“民主导致政治忠诚大幅度贬值”和“民主导致利益裙带对立公开化”却有助于理解动荡的现实（如血腥中的泰国）。不过，更大的苦恼可能是：一个看上去“病入膏肓”和“腐败不堪”的政权，为什么会权力牢固、并且还能继续发展？这时，“政治生存的逻辑”就派上用场了。“长治久安”是口号和理想，但“长治于不安”却是更加常态的现实。一句话，当“遴选集团”和“执政同盟”的相对规模使“私人物品”换取“政治忠诚”可行时，坏的政策就可以成为好的政治，独裁统治就可以“长命百岁”。

　　对于那些喜欢让感官沉溺于具体材料、同时又蔑视理论的人，“政治生存的逻辑”对独裁的解释是震撼的一课。没有正确的理论，具体材料再生动也只能给出偏见；放纵于生动是人性的致命弱点，也是偏见的温床。在信息过剩的网络时代，许多具体材料“要么等待理论的整理，要么只能一把火烧掉”。

　　总之，要理解现实，“该怎样”的“规范冲动”永远没有“是什么”的“冷酷实证”来得重要。在“政治生存的逻辑”里，“兔子的尾巴长不了”、“失民心者失天下”永远是天真的愿望。独裁是一种邪恶的力量，更是一种“长治于不安”的人性现实和制度逻辑。这个道理令人讨厌，但事实就是事实。现实永远不好，可不理解现实，却永远无法使现实变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