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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文章来源:清华大学法学院《法苑》第十三期 2000年12月   作者:(清华大学法双0 刘春满 张涛) 

70年代末以来,法理学的发展与沈宗灵先生的名字是分不开的。法学的理论学科基础课程从“国家与法的理论”发展为“法学基础理论”,再发展为“法理学”,沈先生为之付出了艰苦努力。一说实话,这次得见77岁高龄的沈老先生,没想到有这么顺利。拨通了他家的电话之后,沈先生一听说我是清华大学法学院的,就立即答应下来,根本没有遇到其它程序上的障碍。

    
     沈先生的家位于北大中关园一座不起眼的楼内。他的书房不大,一个书架、一张桌子、几个沙发就填满了。坐下之后,沈先生问我“是不是感觉到rui(热)一些。”我茫然地“啊”一声。他以为我没听清,又重复了一遍,可我还是听不懂。第三次他强调说:“我说是不是感觉到rui(热)一些。”可气的是我仍无法领会,问:“rui(热)?lei(累)一些?”沈先生急忙补充:“就是暖和一些。”我赶紧说:“是不冷,今天太阳挺好,我俩儿是骑车过来的。”沈先生说:“我的发音大概是很差劲儿的了。”(笑)接着,沈先生就给我们描述起了过去的时光。
    
     自费留学
    
     “我1946年从复旦大学法律系毕业,念的基本上是台湾的一套六法全书,包括宪法、行政法、民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从技术形式上看,基本倾向于大陆法系。1947年由家里资助去美国求学。到了那儿才知道美国的学制与中国大不一样,美国的法学院大学毕业后才能上,而且毕业拿到的还是学士学位。因为我在复旦已经有了学士学位,再读学士感到不大愿意,就转到了学校的研究生院学习政治,选修法学。”
    
     “在美国读的是判例,教员讲的很少,主要靠自学。教员留题目,学生准备材料,经常是十几页、几十页甚至一百多页。学生之间争论得很厉害,但并不存在实质性差异。最后由教员提出自己的观点,作总结。现在看,这种方式是有好处的,一是可以引起兴趣,而不是教员一味地灌输;二是可以引发竞争,年轻人都爱出风头,发言多的,大家都把他当成英雄。”“在教学中,我也尝试用这种方式,但也许是学习的惯性不同吧,在我教的本科班、研究生班都很难推广。有时有些争论,但并不一定能抓住重点。也许是我这个教员水平太差,启发不了学生学习的兴趣。”(笑)
    
     如何做了北大元老
   


 
     “我是1950年来北京的,那时司法部办了个中国新法学研究院,让法官、教授、律师来北京学习。我觉得研究院这个名字很好听,但具体并不十分了解。系主任征求我的意见,我就同意了,学校里只有我一个人愿意去。我那时很好奇,二十六、七岁,也没结婚,没什么负担。来了之后才知道是怎么回事。第一次听研究院的负责人(后来是司法部教育司司长)说:“这儿不是你们所想象的哈佛大学的研究生院,这里是搞思想改造的’。我才明白过来”(笑)。“但一进来就出不去了,于是我就跟着学,学起来也挺有意思,因为我接触到了另外一种世界观,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从这里学起的。我们有12本干部必读课本,都是认真学的。我在学校第二期培训时留下来工作,并且结了婚。一直到1954年北大恢复,我调了过去。因此在在北大法系我是元老之一。”
    
     律师经历
    
     “我去美国读书,一个愿望是希望回国后当上副教授,但是后来复旦校长认为我年纪还轻,在美国时间不长(一年半),做个讲师就行了。(模仿校长的口气,拖长音,笑。)所以我在复旦当讲师教了一年书。还有一个愿望就是当兼职律师。当时国民党政府有个规定,要从事教职或在法院工作两年以上才有资格当律师。但我教了一年还不到就解放了。所以这条路没走通。解放后,律师制度就被取消了。1954年宪法颁布以后,从1955年起又开始推行律师制度。大部分是兼职律师,我做了中国第一批兼职律师,只出庭过一个案子,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了。78年恢复教学工作后,也曾经想过再做兼职律师,当时系里只有我和系主任不是,什么原因:太忙了,顾不上。”
    
     为什么对学生要求严格
   


 
     齐海滨,作为曾投师于沈先生名下的北大学生,撰文回忆过沈先生:“选修西方法哲学课的同时也恰是准备报考研究生的时日,我于是在一次课后向沈教师小心表示了有意投师的愿望。未曾想到沈老师听罢竟报我以一种相当怀疑的目光,说他从不鼓励学生报考他的研究生,对我当然也不例外。沈老师还反问我说,‘听说你在本年级中是学业不错的学生,为什么不选择国际法或经济法这样实惠的热门专业?年轻人切忌心血来潮,何不为自己今后的职业生涯慎重考虑?’这番表态令我既觉意外又感挫折,是我与法律系众多师长的接触经验中从未有过的特例。”
    
     为此,我专门求证于沈先生。
    
     沈先生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倒像一个淘气的学生当场被老师抓住了一样。过了一会儿,他说:“对学生,我没有什么嘻嘻哈哈的,也不习惯。我觉得搞学问应该严谨。北大校风里就有这两个字,我很欣赏。我希望自己努力这样做,也希望我的学生这样做。有一段时间,很多学生想学西方法理学。我跟他们讲,据我的经验,学这门课程非常累,很不容易。因为它的范围太广,难于理解。而且学生的情况也不一样,有愿意埋头钻研学问的,但大部分不是这样。就像齐海滨这个人,组织能力很强,他原来是北大研究生会主席,交往很广。我觉得他搞这个学问不太合适。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与其搞这个课程,还不如搞其他课程好些。但这并不是说我不愿意…… ,实际上我还是很希望…… ,他这个人很聪明,文章也写得好。”(注:上面两处省略号作者原想补充完整的,但后来编辑审稿时还是删去了,这是沈先生谈话之原貌,沈先生之性格,可见一斑。)
    
     遗憾
    
     “第一遗憾就是损失了太多的时间。文化大革命中,用二十年的时间搞翻译,也不能说一点收获没有,思想还是有提高,但从做学问来讲,还是觉得耽误了一些。后二十来年,我觉得自己是更努力地工作,也有些成果,但觉得搞得不深,应该更深入一些。所谓学无止境,的确是这样。但是年龄不饶人,精力也在慢慢衰退,再像过去那样工作已经不可能了。今年共讲了两次课,一个是给中纪委培训班,我讲了三个小时;还有一个是在国际经济法年会上,我作了一个发言,内容是法律全球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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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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