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先生的家位于北大中关园一座不起眼的楼内。他的书房不大，一个书架、一张桌子、几个沙发就填满了。坐下之后，沈先生问我“是不是感觉到rui（热）一些。”我茫然地“啊”一声。他以为我没听清，又重复了一遍，可我还是听不懂。第三次他强调说：“我说是不是感觉到rui（热）一些。”可气的是我仍无法领会，问：“rui（热）？lei（累）一些？”沈先生急忙补充：“就是暖和一些。”我赶紧说：“是不冷，今天太阳挺好，我俩儿是骑车过来的。”沈先生说：“我的发音大概是很差劲儿的了。”（笑）接着，沈先生就给我们描述起了过去的时光。

    

     自费留学

    

     “我1946年从复旦大学法律系毕业，念的基本上是台湾的一套六法全书，包括宪法、行政法、民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从技术形式上看，基本倾向于大陆法系。1947年由家里资助去美国求学。到了那儿才知道美国的学制与中国大不一样，美国的法学院大学毕业后才能上，而且毕业拿到的还是学士学位。因为我在复旦已经有了学士学位，再读学士感到不大愿意，就转到了学校的研究生院学习政治，选修法学。”

    

     “在美国读的是判例，教员讲的很少，主要靠自学。教员留题目，学生准备材料，经常是十几页、几十页甚至一百多页。学生之间争论得很厉害，但并不存在实质性差异。最后由教员提出自己的观点，作总结。现在看，这种方式是有好处的，一是可以引起兴趣，而不是教员一味地灌输；二是可以引发竞争，年轻人都爱出风头，发言多的，大家都把他当成英雄。”“在教学中，我也尝试用这种方式，但也许是学习的惯性不同吧，在我教的本科班、研究生班都很难推广。有时有些争论，但并不一定能抓住重点。也许是我这个教员水平太差，启发不了学生学习的兴趣。”（笑）

    

     如何做了北大元老

   


 

     “我是1950年来北京的，那时司法部办了个中国新法学研究院，让法官、教授、律师来北京学习。我觉得研究院这个名字很好听，但具体并不十分了解。系主任征求我的意见，我就同意了，学校里只有我一个人愿意去。我那时很好奇，二十六、七岁，也没结婚，没什么负担。来了之后才知道是怎么回事。第一次听研究院的负责人（后来是司法部教育司司长）说：“这儿不是你们所想象的哈佛大学的研究生院，这里是搞思想改造的’。我才明白过来”（笑）。“但一进来就出不去了，于是我就跟着学，学起来也挺有意思，因为我接触到了另外一种世界观，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从这里学起的。我们有12本干部必读课本，都是认真学的。我在学校第二期培训时留下来工作，并且结了婚。一直到1954年北大恢复，我调了过去。因此在在北大法系我是元老之一。”

    

     律师经历

    

     “我去美国读书，一个愿望是希望回国后当上副教授，但是后来复旦校长认为我年纪还轻，在美国时间不长（一年半），做个讲师就行了。（模仿校长的口气，拖长音，笑。）所以我在复旦当讲师教了一年书。还有一个愿望就是当兼职律师。当时国民党政府有个规定，要从事教职或在法院工作两年以上才有资格当律师。但我教了一年还不到就解放了。所以这条路没走通。解放后，律师制度就被取消了。1954年宪法颁布以后，从1955年起又开始推行律师制度。大部分是兼职律师，我做了中国第一批兼职律师，只出庭过一个案子，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了。78年恢复教学工作后，也曾经想过再做兼职律师，当时系里只有我和系主任不是，什么原因：太忙了，顾不上。”

    

     为什么对学生要求严格

   


 

     齐海滨，作为曾投师于沈先生名下的北大学生，撰文回忆过沈先生：“选修西方法哲学课的同时也恰是准备报考研究生的时日，我于是在一次课后向沈教师小心表示了有意投师的愿望。未曾想到沈老师听罢竟报我以一种相当怀疑的目光，说他从不鼓励学生报考他的研究生，对我当然也不例外。沈老师还反问我说，‘听说你在本年级中是学业不错的学生，为什么不选择国际法或经济法这样实惠的热门专业？年轻人切忌心血来潮，何不为自己今后的职业生涯慎重考虑？’这番表态令我既觉意外又感挫折，是我与法律系众多师长的接触经验中从未有过的特例。”

    

     为此，我专门求证于沈先生。

    

     沈先生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倒像一个淘气的学生当场被老师抓住了一样。过了一会儿，他说：“对学生，我没有什么嘻嘻哈哈的，也不习惯。我觉得搞学问应该严谨。北大校风里就有这两个字，我很欣赏。我希望自己努力这样做，也希望我的学生这样做。有一段时间，很多学生想学西方法理学。我跟他们讲，据我的经验，学这门课程非常累，很不容易。因为它的范围太广，难于理解。而且学生的情况也不一样，有愿意埋头钻研学问的，但大部分不是这样。就像齐海滨这个人，组织能力很强，他原来是北大研究生会主席，交往很广。我觉得他搞这个学问不太合适。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与其搞这个课程，还不如搞其他课程好些。但这并不是说我不愿意…… ，实际上我还是很希望…… ，他这个人很聪明，文章也写得好。”（注：上面两处省略号作者原想补充完整的，但后来编辑审稿时还是删去了，这是沈先生谈话之原貌，沈先生之性格，可见一斑。）

    

     遗憾

    

     “第一遗憾就是损失了太多的时间。文化大革命中，用二十年的时间搞翻译，也不能说一点收获没有，思想还是有提高，但从做学问来讲，还是觉得耽误了一些。后二十来年，我觉得自己是更努力地工作，也有些成果，但觉得搞得不深，应该更深入一些。所谓学无止境，的确是这样。但是年龄不饶人，精力也在慢慢衰退，再像过去那样工作已经不可能了。今年共讲了两次课，一个是给中纪委培训班，我讲了三个小时；还有一个是在国际经济法年会上，我作了一个发言，内容是法律全球化问题。”